李苦禅，原名李英，号励公，我国当代杰出的大写意花鸟画家、书法家、人民的美术教育家。1899年1月11日（戊戍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李奇庄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在民间艺人的影响下，走上了艰苦的艺术征途。
1919年到北京，先入北京大学附设的“勤工俭学”（又名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坚持学习。同时，又在北京大学附设的“业余画法研究会”，向徐悲鸿先生学习素描与西画。1920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文，1922年转到“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学习。这期间，经常靠晚间拉洋车维持生活。为此，同学林一卢赠他“苦禅”二字为名（苦，即苦难的经历；禅，古称写意画为禅宗画）。1923年，拜齐白石翁为师。此时，齐翁名气尚微，加之当时北京摹古风盛，唯齐翁别开生面，大胆创新。因此，颇受讥议。
1925年，于“北京国立艺专”毕业，任北京师范学校的教授，兼任保定第二师范教授。1930年，应聘到杭州艺专任国画教授。
抗日战争初期，北京沦陷，李先生极为激愤，辞去一切“公职”，隐居前门老爷庙与西城柳树井二号，因他平日与爱国志士交往甚密，于1939年被捕入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
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1949年，北京解放后改为兼任教授，李先生于1950年上书毛主席，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当即写信给徐悲鸿院长，并派秘书前去看望，随即李先生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附设之“民族美术研究所”任研究员。尔后又调至该院的国画系任写意画教授。
“文革”期间，李先生惨遭迫害，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栏”，经受百般折磨，之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1972年敬爱的周总理派人请老画家作画，李先生被邀请参加，三年中为国家作画三百余幅。
“文革”后，李先生恢复了名誉。绘出《红梅怒放图》、《晴雪图》等等，尔后，又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与政协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投入科教片“中国花鸟画”、“苦禅画鹰”与“苦禅写意”的拍摄工作，将毕生宝贵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付诸银幕，献于子孙后代。期间，创作了巨幅“墨竹图”与“盛夏图”等杰作。
1982年春赴广东经济特区访问，非常兴奋，深感中华振兴有望，立下了百幅创作的壮志。
1983年春，有关部门举办李苦禅教授从事教育事业六十年祝贺大会。6月8日应邀为日本长崎孔子庙书写了巨联：“至圣无域泽天下，盛德有范垂人间”。
1983年6月11日凌晨一时去世。

    1979年6月11日，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因患肺癌与世长辞了。中岛健藏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他把后半生的心血全部贡献给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他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所做的功绩，将被载入史册传之后世。
　　中岛健藏于1903年2月21日出生，在他逝世前一个月被选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毅然把自己整个身心扑在了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上。他创建和领导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为战后中日友好事业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团体之一。那时候，日本国内反对日中友好、反对新中国的右翼势力还十分猖獗。中岛健藏曾多次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封信中还装有几颗子弹。但中岛先生每次都很坦然，一笑了之。有一次他还风趣地对中国朋友说“如果万一出现匿名信、匿名电话所威胁我的那种情况，也无所畏惧。届时只有请中国朋友照顾一下我的老伴了”。当时日本社会党的浅昭稻次郎先生就是为促进日中友好而被刺杀的，在这之后，也曾有右翼暴力集团向中岛先生施加威胁和恐吓，但中岛先生丝毫没有退缩。曾有一段时期香港当局不让中岛先生过境，他还要远绕金边才能来到中国。
　　1942年，中岛健藏曾一度被征召去充任随军记者，他看到日本军队以发“良民证”为借口，没有根据地逮捕大批所谓抗日华侨，押到海岸和海上用机枪全部杀掉。后来有华侨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他打听儿子的下落，他深深感到苦恼，这苦恼在战地当时是无法表达的。就在这久久埋藏着苦恼的心中，他确信中日关系是左右着日本将来命运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岛健藏后来的著作《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者与中国》一书中，开章明义，说得很详细。在《昭和时代》一书中也有一章《华侨的母亲——新加坡的悲剧》也说出了这个心情。
　　中岛健藏不仅是中日友好的使者，他还是当代日本杰出的作家和评论家，他曾翻译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序》、波德莱尔的艺术论文，写过《纪德的生涯和作品》等等。

    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决议案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认为革命形势已经向着革命高潮飞速迈进，因此，规定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案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任务，并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调停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会议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反对农村包围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
　　因此，它标志着以左倾冒险主义为特征的思潮在中共中央占据了指导地位。

    1979年6月11日，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因患肺癌与世长辞。中岛健藏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他把后半生的心血全部贡献给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他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所做的功绩，将被载入史册传之后世。
　　中岛健藏于1903年2月21日出生，在他逝世前一个月被选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毅然把自己整个身心扑在了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上。他创建和领导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为战后中日友好事业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团体之一。那时候，日本国内反对日中友好、反对新中国的右翼势力还十分猖獗。中岛健藏曾多次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封信中还装有几颗子弹。但中岛先生每次都很坦然，一笑了之。有一次他还风趣地对中国朋友说“如果万一出现匿名信、匿名电话所威胁我的那种情况，也无所畏惧。届时只有请中国朋友照顾一下我的老伴了”。当时日本社会党的浅昭稻次郎先生就是为促进日中友好而被刺杀的，在这之后，也曾有右翼暴力集团向中岛先生施加威胁和恐吓，但中岛先生丝毫没有退缩。曾有一段时期香港当局不让中岛先生过境，他还要远绕金边才能来到中国。
　　1942年，中岛健藏曾一度被征召去充任随军记者，他看到日本军队以发“良民证”为借口，没有根据地逮捕大批所谓抗日华侨，押到海岸和海上用机枪全部杀掉。后来有华侨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他打听儿子的下落，他深深感到苦恼，这苦恼在战地当时是无法表达的。就在这久久埋藏着苦恼的心中，他确信中日关系是左右着日本将来命运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岛健藏后来的著作《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者与中国》一书中，开章明义，说得很详细。在《昭和时代》一书中也有一章《华侨的母亲——新加坡的悲剧》也说出了这个心情。
　　中岛健藏不仅是中日友好的使者，他还是当代日本杰出的作家和评论家，他曾翻译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序》、波德莱尔的艺术论文，写过《纪德的生涯和作品》等等。

    1963年6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1873年生)。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清朝光绪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率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到抗战爆发后出狱。在汉口筹组“抗敌救亡总会，1941年创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副主席等职。1956年当选民盟主席。

    1950年6月11日，法国当代著名艺术大师亨利·马蒂斯在威尼斯艺术节中荣获大奖。
马蒂斯这位杰出的油画家和雕刻家要求与他的同事和朋友亨利·劳伦斯共同分享这·荣誉，而劳伦斯的作品很少为公共所接受。在威尼斯，81岁的马蒂斯的获奖博得了人们的称赞，尽管有若干艺术家和批评家认为竞赛的评委们忽视了马克·查加尔。
在过去的50年中，马蒂斯影响过几十位法国回家。他被认为是野兽派的主要代表，但是人们也承认他在自己艺术生涯的早期就同所有正规学派和风格断绝了关系。
马蒂斯曾在巴黎美术学校在隐退的古斯塔夫·莫罗指导下学画，并于1896年首次举办画展。本世纪初，马蒂斯漂流在外，以自己的风格进行实验制作，投身于具有鲜艳色彩的新世界之中。
他的油画简洁明快。在摩洛哥的旅行使他深受感动，所以从他画面的装饰中，从他使用的粗线条及浓淡不分的彩色中，可以见到阿拉伯人的影响。他喜欢以奴隶和侍妾作为主题。在笔墨素描和石版画中，他喜欢运用简单的几何线条。
马蒂斯在威尼斯获得荣誉时，他正在从事·项新的设计工程--装饰法国文斯的“玫瑰园的多米尼加教堂”，在他的指导下，这个教堂的墙壁涂上黑色和白色，但阴沉的气氛在漂亮显眼的着色玻璃的衬托下十分突出。文斯是座落在山坡上的·座城镇，在格拉斯附近，俯瞰着地中侮。战后，马蒂斯·直居住在这里。
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在美国广为人知。1913年，马蒂斯在著名的纽约军械库展览会上首次举办自己的大型美术画展。后来，1948年在费城举办的艺术家过去作品展览会上，他的作品也参加了令人难忘的展出。
威尼斯艺术节每两年举行一次，它给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相互会面的机会。在过去的几年里，法国人垄断了授奖仪式。在上次艺术节上乔治·布拉克赢得大奖。今年，美国在威尼斯展览会受到了广泛的评论。风景画画家约翰·马林的作品在第·流的回顾画中具有代表性。新·代艺术家的油画也引人注目，他们当中有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以《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指示。
指示指出：各地在抽调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此外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并注意在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后，立即召集和训练培养本地干部，对于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的招收、训练工作，应即着手加紧办理。所有老干部一般着重从城市和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

    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沈钩儒等人进行审理，硬说他们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事先与张学良有“勾结”。
张学良同情救国运动，曾与沈钧儒等有过一两次接触，共同讨论过抗日救亡问题，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几天，全救会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中央援绥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揭示的主张，与全救会的主张又完全相同，并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人。
据此，起诉书对沈等罗织“十大罪状”，其中一个重要罪名，就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
“七君子”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们，除在答辩状中驳斥了起诉书的诬陷之词外，还在法庭上据理抗争，与检察官翁赞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进行调查。但翁一再重复老调：“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此时，被告的20名辩护律师全体起立，表示抗议，审判长朱宗周宣告暂时退庭评议。

    1924年6月11日，日本第一届加藤内阁成立，日本进入为期8年的政党组阁施政，即政党政治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力增强的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政党组阁，取代特权藩阀政治，镇压国内进步势力。1924年6月11日在众议院总选举中获胜的宪政会等资产阶级政党组阁，宪政会总裁高藤高明任总理大臣。
此后至1932年，先后建立以众议院议席位数为基础的第二届加藤内阁(1925一1926）、若规礼次郎内阁（宪政会，1926一1927）、田中义一内阁（政友会，l927一1929)、洪口雄幸内阁（民政党，1929—1931)，若规内阁（民政党，1931)、犬养毅内阁（政友会，1931—1932)等，主要由政友会、民政党总裁轮流出任总理大臣，实现以众议院多数党执政的所谓“宪政常规”。
政党政治并未改变日本政府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但也与军部时有摩擦。1932年5月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推翻犬养内阁，政党政治时代至此结束。

    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制定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约，不抛弃山东经济权利；将徐树藩、曹汝霖等６人免职；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１１日，陈独秀、李大钊在散发传单时被暗探盯上，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９月１６日，在各界营救、声援下，陈独秀获释。

    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１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镇压黄冈、七女湖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冯自由、胡汉民等计议乘机诛杀立威，由刘师复实施。刘师复是广东香山人，１９０４年留学日本，次年入同盟会，１９０６年至香港主编《东方报》。因见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于是视之为大敌，决计除去。刘师复在日本时曾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药，便以炸李事自荐，得冯自由、汪精卫赞同。刘师复赶赴广州，准备于李准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１１日晨，刘师复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面部受伤，左手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审讯时，刘师复自称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史虽怀疑为革命党，但得不到确切证据，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皇帝，提出三条变法纲领：立即宣布实行变法；广开才路，各级官吏都有权向皇帝上奏折；全盘改革政权机关。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2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恳切地说明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当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慈禧太后等人手中掌握着实权，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光绪皇帝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对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维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宝座，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夺取实权，改善自己的处境，支持变法活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这些命令像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集团之外，各省的地方官吏绝大部分也是守旧的官僚，他们把慈禧太后当作靠山，根本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各种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而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中又没有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一大批维新人士惨遭杀害，维新派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103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